359旅的威名远扬，不少人常常以为其首任旅长就是王震。然而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。旅长一职最初属于陈伯钧，但他上任不到三个月，便由副旅长王震接手。这背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将星闪耀，初显锋芒
陈伯钧，1910年生于四川达县。他早年求学顺利，13岁便考入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。在校期间，他接触并接受了进步思想。1927年，他放弃文途，投笔从戎，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，同年加入共产党。
南昌起义前，陈伯钧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任职。该团为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，在前往南昌途中被张发奎部队缴械。陈伯钧抓住机会脱身，在高安加入了第20军独立团，随后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，并追随部队上了井冈山。
因作战勇猛，陈伯钧进步极快，数月后便出任红军干部教导大队副大队长。当时的大队长是吕赤，黄埔四期毕业，同样来自四川。两人既是老乡又是校友，关系密切，配合默契。
一次意外，成为陈伯钧心中的长久痛楚。他修好了一支缴获的受损手枪，兴高采烈地拿给吕赤看，不料枪中尚有子弹，意外走火误伤了吕赤，致其牺牲。
事件发生后，不少人主张枪毙陈伯钧。但毛主席考虑到当时红军干部稀缺，且陈伯钧并非故意，最终未同意处死，而是责令杖责一百，并多次开导他，要他加倍努力，完成吕赤未尽的革命事业。
前线告急，后方遇阻
此后，陈伯钧愈发勇猛，常常身先士卒，屡建战功。他的职务也一路攀升，先后担任过红15军军长、红5军团参谋长。长征开始后，他出任红13师师长，在湘江战役中，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草地会师后，陈伯钧曾到四方面军任职，其间他多次反对张氏的错误主张，一度被撤去军参谋长职务，改任红军大学教员。红二方面军成立后，在贺龙的争取下，陈伯钧得以重回前线，出任红六军团军团长。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。蒋介石为限制其发展，仅批复了三个师的番号，导致许多高级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。陈伯钧以红六军团长的身份，出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，王震则担任副旅长。
在洛川完成改编后，王震率领旅主力先行开赴前线。陈伯钧和718团则留在了后方。718团后来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，而陈伯钧的任务，主要是为部队筹措急需的粮秣物资。
一掌怒斥，职权易手
当时，蒋介石虽然口头答应按国民党丙种师的待遇为八路军发军饷，却总是借故拖延，迟迟不发。眼看天气转凉，战士们的冬装还没有着落，陈伯钧心急如焚，不断向总部询问进展。
1937年10月17日，陈伯钧终于等来了八路军总部的回复：他可以派人到总部领款，为部队制作冬装。这个消息让他十分高兴，这意味着部队的冬装有了着落，他也能尽快开赴前线。
他立即把旅部会计老袁叫来，让他搭车去延安领钱。刚交代完，陈伯钧便召集留守干部开会，商讨冬装制作和开赴前线事宜。然而，会议刚开始不久，院子里便传来激烈的争吵声。
陈伯钧从屋里走出，只见老袁正与一名年轻司机争吵。洛川距延安百余公里，需要搭车。院子里恰好有一辆军委直属摩托学校的汽车要返回延安。司机是一名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年轻学员，说话冲，就是不同意让老袁搭顺风车。
陈伯钧见对方宁愿空跑也不愿助人，心中火起，便上前理论。然而，这名学员并不认识陈伯钧，任凭他怎么说，都固执己见，态度极为傲慢。陈伯钧怒不可遏，未能控制住情绪，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。
纪律面前，上将亦受罚
八路军素来强调官兵平等，严禁动手打人。因此，尽管事出有因，陈伯钧掌掴司机一事，迅速传至延安。毛主席得知后，立即召陈伯钧前来面谈，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，并要求他去党校学习。
这一决定直接导致陈伯钧无法按原计划去前线指挥部队作战。八路军总部经过研究，最终决定由副旅长王震接替陈伯钧的旅长职务。此时，距离陈伯钧出任359旅旅长一职，尚不足三个月。
此后近五年时间里，陈伯钧一直留在后方。直到1942年，他才被调任120师358旅副旅长（或129师385旅副旅长）。抗战胜利后，陈伯钧继续投身解放战争，担任过四野第12兵团副司令兼45军军长，并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结语
回望陈伯钧的戎马一生，既有赫赫战功与显赫军衔，亦有因性格特质带来的波折。两次关键时刻的冲动之举，特别是那记耳光，深刻影响了他的早期军事生涯，让他错失了在前线指挥部队的宝贵时间。这既是他个人命运的写照，也体现了早期共产党军队在艰难环境下，对铁的纪律和干部作风的严格要求。历史的进程，往往由这些细节与大局交织而成，而最终的功勋，是对他卓越军事才能和革命贡献的最终肯定。
在线股票平台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